确实是木匠，却成了党内最早的电台专家；
党在革命早期使用的电台，多由他凭一双巧手“攒”；
他是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主角原型人物的师傅；
他东拼西凑零件组装的电台，向延安发出了西安事变的情报……
因为在隐蔽战线上的特殊贡献，他被尊称为“谍海神工”。
第一章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总理逝世。
三天后的11日，周总理治丧委员会派专人，将“参加周恩来遗体告别仪式”的通知送到一张病床前……
床上卧着一位枯瘦的瘫痪老人，他看到通知书那一刻，尚能活动的左手不住颤抖，眼泪无声地奔涌而出。
后来在治丧办公室副主任罗青长的帮助下，那位瘫痪老人硬是坐着轮椅，来到了周总理的追悼会……他看着周总理的巨幅照片，仿佛回到了60多年前，周总理拍着他肩旁，叫他木匠的那个下午……
这位神秘老人是谁？周总理为啥叫他“木匠”？
因为是这位“木匠”是中国隐蔽战线上一位惊天动地的人物，一位独步天下的“扫地僧”级的电台通讯之神，一个人就是一间超级装备工厂，曾在很多个中国革命的关键时刻，发挥过不可替代的巨大作用。
这些秘密，要等到5年后才逐步揭晓。
1981年11月8日，党中央副主席陈云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党史专题座谈会的代表时，遇到了这位“木匠”——
陈云看到木匠时，俯身向前、目光凝重，双手紧握住他的手。
这份殊荣是少有的，党中央副主席对一个“木匠”为何这么重视？
因为陈云当过“特科”负责人，是木匠的老上级。他太清楚这个“木匠”在特科的贡献，许多革命的重大关头，都是靠这个木匠才化险为夷，台面上虽然没有他，但缺了他还真不行！
这个木匠的功绩，就算不说别人也不会忘记……
就在五天前，“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在中南海小礼堂开会。
由于我党的保密规定，很多在革命史上做出过巨大贡献的同志并不为外人所知，如果知情人再一牺牲或去世……这些革命志士的功绩自然永世长存，但他们的名字就会无人知晓，可能随着时间消失在历史的尘埃之中。
所以召开这个会，让大家把自己知道的情况都汇总汇总，梳理一遍……给后人一个真相，当年到底发生了什么；给地下战线的无名英雄发一枚勋章，他们的鲜血没有白流；也给尚在人士的老革命们一个安心，他们并没有被遗忘。
征集会上大家都很踊跃，抢着爆料那些革命往事——潜伏在大上海的九死一生；在苏区血战围剿的惊心动魄；长征途中多次绝地逢生；西安事变差一点就要打起来……
这里随便一个故事，都够拍40集电视剧了。
但现场有一个人始终没有开口，淡淡地听着别人的光辉事迹，那个人就是“木匠”。
会议快结束时，原中央特科通讯科科长李强忍不住了：“今天“木匠”没说话，但有两件事必须记下来——
一是，木匠收过一个徒弟李白，是《永不消逝的电波》里李侠的原型。第二件事，木匠曾作为中央代表去谈判张辉瓒的事……”
这个“木匠”，就是我党无线电事业的奠基人之一涂作潮，他的秘密，将一点点被我们揭开。
先说说他和《永不消逝的电波》有啥关系。
第二章
60年前，有一部风靡全国的谍战电影，叫做《永不消逝的电波》。
李侠的原型叫做李白，他潜伏在龙潭虎穴的上海滩，通过电台为党传递情报……
而李白的师傅就是“木匠”。
按说我党不搞旧社会师徒制那一套，但木匠收徒是经过组织慎重考虑的。
1939年冬，通过组织承认，木匠正式收李白为徒。
首先“木匠”的无线电技术十分了得，不仅会修电台，还能买零件组装电台，他一个人就是一家无线电工厂。当时在日军占领下的“孤岛上海”，万一木匠有个三长两短，上海就和中央失联了，必须给他找一个毫无保留的“传人”。
而李白和木匠已经有八年的师生情分——1931年，木匠在中央苏区开无线电培训班，李白就是二期培训班的学员。当时木匠就注意到李白勤奋好学，特别愿意教他。
李白最合适当木匠徒弟的一点就是——脾气好。木匠是组织内众所周知的脾气暴躁，连苏联人都知道。而李白是公认的不生气，好好先生，师徒俩真是完美的互补。
更妙的是，李白是湖南浏阳人、木匠是长沙人，俩人都爱吃辣。湖南人对辣椒的热爱是不可磨灭的，毛主席甚至说过“不吃辣椒不革命”。师徒俩住一起天天要吃饭啊，让一个炒白菜都要放糖的上海人做他徒弟，不管木匠心理同不同意，生理肯定不同意。
所以李白简直是木匠天作之合的徒弟，在木匠毫无保留地传授下，李白成为当时少有的既精通收发电报，又能修电台的全能报务员。
李白学成之后，中央为了安全考虑——毕竟鸡蛋不能放一个篮子里，就让李白搬出去住，自立门户，谁知还真的救了木匠一命。
1942年9月，李白向延安发电报时被日本人突袭逮捕。
木匠得知消息后心如刀绞，但组织命令他立即撤离上海…………谁曾想，这次不仅木匠没事，连李白都被他的一手独门秘技给救了。
木匠作为电报机务专家，据说有一手当时独步天下的独门绝技——只需要一根10厘米的铜线，就能把收音机变成收报机。而当年外国的电讯专家，别说会，连听都没听过这门“神功”。
可能今天说起无线电技术来，大家没有太大的感觉，因为收音机无线电嘛，今天已经丝毫不新鲜了，几乎家家都有，甚至每个小县城都有几个无线电修理铺子，甚至农村乡下老头老太太，都能抱个小收音机摇头晃脑唱个曲，几乎是凡有井水处，都有无线电。
但是，根据吉尼斯世界纪录，1902年美国人内桑.史特波斐德才在肯塔基州做第一次试验广播。
1906年12月24日，美国匹兹堡大学教授费森.登才通过马萨诸塞州的国家电器公司128米高的无线电塔成功地进行了一次广播。这是公认的世界上最早的无线电广播。
而世界上最早的广播电台，是1920年11月2日，由美国匹兹堡西屋电气公司开办的商业广播电台，呼号为KDKA。这也是公认的世界上第一座广播电台。
要知道几千年的人类历史，通讯全靠两条腿，口耳相传，只有帝王将相才有四条腿的通讯，早在秦朝为了传递消息就建立了四通八达的全国道路网，到了明末还是靠的人力马力传递，闯王李自成就是驿道上的一名邮递员而已。明王朝解雇了邮递员，结果就灭了国。你说通讯厉害不厉害。
虽然无线电通讯已经研发出来，而当时科技水平不高，向全世界普及还没有那么快。
当时美苏的科技水平领先世界。而我党很早就与时俱进，1928年就派出了木匠等人学习苏联的无线电技术，当时的伏龙芝军事通讯联络学校成立于1924年，对外也是绝对保密的。
实际上，我们党的第一座电台建立于次年，也就是1929年的秋冬之交。要知道，这时离美国人设计的无线电台在斯坦福大学草坪上跟所有大陆电台进行通讯并大获成功，也才两三年。要知道，这时的国民政府也只是简单使用几近原始的“摩尔斯码”。
说到这里，你也许大体可以理解，当时无线电技术是多么的宝贵，而懂得无线电底层原理和逻辑的“扫地僧”级的技术大神，在全国都找不到几个，而木匠就是出类拔萃的大神。他独创的这一手把收音机变收报机的功夫，堪称是“独孤九剑”天下无敌，当时基本上几乎无人能破解。
作为木匠的入室弟子，李白自然是学到了这手绝活。听到日本人敲门，就马上把铜线拆了……这下子，日本人就算找到天皇投降都找不到李白的收报机。
根据日军电讯专家的分析报告，李白只有发报机，没有收报机，构不成一个完整电台。而且他的发报机功率只有7瓦，并不具备向延安或重庆发报的能力……可能是个炒期货的私人电台。
日本人当时的科技也是一流的，但是却不知道还处在农业国的中国，却有木匠这种掌握了工业国核心技术的“扫地僧”，他们根本不知道收音机就能变身为收发报机，这份自负让他们放走了李白。
木匠凭借技术碾压竟然欺骗了当时已经是工业强国的日本电讯专家。
其实，为什么发报机功率那么低呢？
以当时上海的居住环境，放一个普通功率的电台会是什么后果——木匠曾和中共特科的通讯科科长李强，联手制作了一台正常的100瓦电台。但是感应电流太强，木匠在这屋开机，都能把邻居的电灯点亮……隔壁邻居大叫“闹鬼啊！灯又自己亮了”
如果邻居们里也有一位无线电高手的话，就可能猜到隔壁有电台，所以木匠只能放弃这部电台……后来他在上海的工作，很大一部分工作就是研究如何让发报机功率变小，还有改装收报机。
李白这次能从日本人手中脱险，木匠的硬件改良功不可没。
可是你不知道，就在不久前，木匠吃过没电台、通讯落后的亏。当年木匠奉命跟国民党谈判释放张辉瓒，却差点被自己人给坑了，好险没有落在敌人手里，否则就没有了他木匠，也没有了他在西安事变中大显身手，在历史的转折点上涂上浓墨重彩了。
第三章
毛主席有一首渔家傲，名字叫《反第一次大围剿》。
万木霜天红烂漫，天兵怒气冲霄汉。
雾满龙冈千嶂暗，齐声唤，前头捉住了张辉瓒……
这张辉瓒是谁？
他是蒋介石的爱将，国民党军十八师的师长。
1931年，张辉瓒进攻苏区时耀武扬威，到处声称要“杀朱宰毛”，这里的朱指朱德，毛指的是毛泽东。结果兵败补捕，落到红军手里后，突然懂文明讲礼貌了，不断回忆和“润之先生”一起驱逐军阀张敬尧的真挚友谊。
毛委员也没忘了这位老朋友，写了上面那首《渔家傲》，欢迎老张的到来。
国民党方面很看重张辉瓒，愿意出大价钱给他赎身。据朱德总司令回忆，国民党愿意释放大批政治犯，并由上海三家银行担保，付给红军20万元现款。
而涂作潮在1956年的自传《木匠的回忆》中提及，赎身条件远不止于此，还要加上四个团的武器装备，外加西药和咸盐若干担。因为木匠就是中央派出跟国民党谈判的代表，所以，他的说法应该更详细一些。
西药和食盐，都是稀缺资源呵，这也可以看出国民党对张辉瓒的重视。
当时国民党对苏区封锁得厉害，号称一只鸟都飞不出去。被封锁最困难的时期，苏区一块银元甚至还买不到等重的咸盐。
张辉瓒的赎身条件对苏区来说简直是雪中送炭——当时的中共中央还在上海，由周恩来主持工作，于是他派出涂作潮去南昌谈判（所以他比朱总司令知道的都详细），落实物资交接。同时周恩来派交通员去苏区，让苏区准备释放张辉瓒。
但是，当时通讯还比较落后呵，信息并不畅通。
1931年1月28日，交通员还在路上。东固地区苏维埃政府领导人，背着毛泽东、朱德在富田开了一个三千人参加的公审张辉瓒大会。因为张辉瓒之前在东固搞“三光”，发现有人参加红军就满门抄斩。民愤极大，结果群情激愤，控制不住，老百姓把张辉瓒砍了脑壳，还生怕国民党不知道，特意把“张屠夫”的首级丢到赣江里，飘到下游……
由于通讯落后，张辉瓒被杀的消息，国共两方洽谈代表竟然一无所知。
直到1931年2月7日，差不多是张辉瓒被杀十天后，涂作潮才从上海动身去江西，毫不知情地跳进虎口。
第二天到了南昌，涂作潮刚在旅社安顿好，就出门买了一份报纸——打开一看，血都凉了！
头条赫然印着张师长辉瓒惨遭“共匪”杀害几个大字，正文说“本月2日，七十七师步哨，在吉安河边见上游飘下首级一枚……
涂作潮看到这，连行李都不要了，拔腿就出城。就这么果断，还差点被国民党逮着。
幸亏他当时为了谈判，身着国军的呢料军官制服，这个细节救了他一命。最后被追的太急，涂作潮躲到一艘贩瓷器的船上。
幸好出门遇贵人，船主魏朝鹏是个青洪帮众，发现涂作华之后并没有为难他，而是在面前摆了四碗茶——
涂作潮端哪一碗，在青红帮内是有讲究的：第一碗表示“今天无事闲聊”，第二碗表示“最近不太顺”，第三碗是借钱，第四碗是“大哥！救命！”，但是端起的茶不能喝，要泼在地上，茶杯放回原处……
涂作潮想都没想，直接端起第四碗。
魏朝鹏也是条行走江湖的汉子，以为木匠是青红帮兄弟，冒着风险把素不相识的他护送回上海。
因为这段过命交情二人结拜为生死弟兄，但涂作潮始终没有告知自己的真实身份。因为组织有纪律……
这一切悲剧的根源，就是当时的通讯条件还不好，器材缺乏，人才缺乏，通讯全靠两条腿，全国各地的信息情报交流并不畅通。
捉张辉瓒是第一次反“围剿”，当时苏区一部电台也没有。而苏区的第一部电台，还是打败张辉瓒，从敌人那里缴获来的呢。
第四章
准确地说，最早中央红军有的，不是一部电台，而是“一部半”电台，而这，都是张辉瓒“送”来的。
1930年12月30日，红一方面军第一次反“围剿”作战，在龙岗全歼国民党军第18师。
最先攻入张辉瓒第18师师部的，是黄公略的红三军，就是毛主席诗词中写的：偏师借重黄公略。
缴获的武器和军用装备在草坪上摆了一大片，农民出身的红军士兵们纷纷围着观看。
忽然，有人看见两个大“酒坛子”。
“这些白军，打仗还带着酒坛子！”有人上去就是一脚。
“砸了！”有人搬起块石头把“酒坛子”砸了。
其实，这个“酒坛子”是当时用大坛子装着硫酸的蓄电池。
“这铁疙瘩是个啥？”
“管他？也砸了！”
其实，这个“铁疙瘩”是汽油发电机。
“这铁盒子里是个啥？”
“打开看看！”
七手八脚，把发报机给拆零碎了。
最后，还剩下个木匣子。
一个红军战士拿起木匣子上的耳机听了听，里面传来滴滴答答的声音，赶紧说：“会响！这东西有用。”
另一个战士说：“别弄坏了，快送军部去吧。”
终于，收信机被保留了下来。
这就是中国工农红军最早的“半部电台”。
与这半部电台一同送到红三军军部的，还有配属给国军第18师的交通兵团无线电第五分队全体16名官兵，有上尉分队长、中尉报务员和机务员、少尉见习生和练习生，还有上士文书、中士班长、通讯兵等。
因为战士缴获的时候不认识这是啥，就把发报机、充电机和蓄电池都砸坏了，只剩下收报机……为此还挨了毛委员的批评，说以后不得毁坏战利品。
参谋处长郭化若在起草命令时，特意加上了一条：
胜利后须注意收缴敌之军旗及无线电机，无线电机不准破坏，并须收集整部机器及无线电机务员、报务员。
红一方面军全歼张辉瓒第18师后，1931年1月1日22时，决定乘胜进攻谭道源第50师。
此时的谭道源部已成惊弓之鸟，于1931年1月2日凌晨出源头向东韶逃跑。
1月3日，红军在东韶击溃谭道源师，俘敌3000余人，谭道源跑了，但是电台没跑。
这一次，红军缴获了一套完整的15瓦电台。
张辉瓒除了送电台，还配套了10名国民党通信兵，经过动员他们全部加入了红军……其中就有王诤和刘寅两位同志，日后为革命做出过不少贡献。
当时一个普通红军战士，一天的生活费只有3个铜板。而王诤一个月的生活补贴就有50块银元，刘寅也有40块……当时周恩来在上海一个月只拿17块大洋（工资12块，交通补助5块）。我党对通信人才的重视，可谓不惜血本。
但难免也有少数俘虏兵身在红军心在国民党。如果没有懂行的领导，外行管理内行，那可要出大问题的。
中央之所以从上海派木匠涂作潮去南昌谈判，还有另一使命是：谈判成功后，张辉瓒在吉安释放，涂作潮进入中央苏区，因为涂作潮懂技术，可以参与新组建的红军无线电队的政治和技术监管。中共中央不能把红军的电讯命脉拱手交给刚刚强制留用的原国军通信兵。
1930年3月，左权参谋长发现红军通信兵的基础技术不过关，经常被某个国民党俘虏通信员刁难。经过了解才发现，投诚的国民党兵挺鸡贼，居然在硬件技术上留了一手，我军通讯兵完全不懂电台原理和维护……无线电这么关键的技术，必须抓在自己人手里！
刚好在3月20日，涂作潮带着中央特科的报务员曾三、伍云甫从上海抵达江西苏区。
木匠也顾不得旅途劳累，当场开班教学。从几张草图开始，结合实物向红军通信兵们讲解了电台的原理、结构、操作、维修等，两天内就打破了俘虏兵对通讯技术的垄断。
可以说红军的新生代通信人才，都是木匠的学生。
但不怕一万就怕万一，为了避免以后有暗中通敌的情况……涂作潮做了技术性防范，国民党电台使用的工作频率都是80到130米波长，木匠给我军的电台增设了40-70米波长。
还有一系列监督措施，比如单人不上机，发报同时监听电台必须全程记录……总之，在技术和程序上，木匠都做到了滴水不漏。
但一部半电台没法做到红军内部通讯呀！
当时，我军的电台大多数来自于战场缴获，事实上，到第三次反“围剿”结束时，红一方面军才仅仅有6部电台，配在军委、总部、红3军团、红3军、红4军和红12军，其中除军委一部为100瓦外，余者都是15瓦。
于是木匠变身红军的“华为”，以一己之力保障我军的无线通讯。他就用一把钳子、一把扳手，把缴获来的战利品，和香港、上海地下党走私来的零件，组装出了多部电台。
之前张辉瓒那一部半电台都是小功率电台，不能直接和上海中央通讯。
木匠于是组装了这部50瓦大功率电台——
别说跟上海的周恩来发电报，用它跟苏联红军唠嗑都没问题。
也就是在1931年夏，涂作潮在红军第二期无线电训练班上课时，发现班上一个叫李白的小伙子很聪明，一学就会、一点就通……
中央红军决定长征后，加急让涂作潮做了一部5瓦、一部15瓦的电台。同时让他紧急培训六批共12人的电报机务人员，学成后立即将他们带着电台去红军各指挥机关，这才能够保证长征中的各部联络……
在兵荒马乱的长征路上，木匠造的两部电台一直是中央军委在使用……勇渡乌江、四渡赤水、遵义会议的电报，都是这两部电台发出……中央用的这么顺手，可见木匠的手艺，比缴获的国民党原装货好多了。
红军当时有20余部电台，为何不用缴获的国民党原装品牌机，而使用涂作潮制作的组装机？技术的解读只能是：涂作潮做的机器结实耐用（毕竟是木匠），大大降低了功耗，不仅难以被侦测定向，最重要的是省电——移动电台毕竟靠汽油机发电，每一滴汽油都可以毫不客气地说，都是红军官兵用血换来的。
第五章
那么木匠这位“扫地僧”级的技术大拿，他的一身本领是从哪里学来的呢？
他的木匠这个外号，又是怎么成为了他的代号的呢？
涂作潮1903年生于湖南长沙一个贫寒之家，13岁辍学当了木匠。1920年他是湖南劳工会的首批会员。1921年，他参加共产党领导的泥木工人罢工，被老板辞退。
1924年，涂作潮来到了当时中国工人运动的中心上海，进入恒丰纱厂打零工。在那里，他结识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领导人之一李立三。同年，经蔡和森之兄蔡林蒸和林彪之兄林育英介绍，加入了共产党。
次年，涂作潮参与发动五卅运动被捕。获释之后，他被党组织派到前苏联留学。
涂作潮在自传中记述，当时党组织对年轻党员有三种安排，在运动中没有暴露身份、又有组织领导能力的同志继续留在上海，转入地下；身强力壮的年轻同志到黄埔军校；他和十几名身份暴露的同志去莫斯科学习。
据涂作潮的儿子涂胜华说：“涂作潮身份暴露并不单是因为参与发动五卅运动被捕，出狱后不久，他又开枪打伤过调戏女工的流氓。见义勇为没错，但开枪就太冒失了，被党组织记了一次处分。”
那时候涂作潮年轻气盛，满腔革命热情，行事颇为鲁莽，派他出国也是一种保护。
于是，涂作潮进入莫斯科东方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学习，苏联也觉得他很对自己的口味，枪法好，性如烈火。
1928年，中共中央“六大”在苏联召开。
涂作潮作为与会代表，座位刚好挨着邓颖超，于是就和周恩来认识了。
周恩来听说涂作潮13岁就开始做木工学徒，后来一直做木匠，就拍着他肩膀，亲热地叫他“木匠”。从此，“木匠”就成了涂作潮在地下工作中的代号。
要知道党内木匠一直有富裕，刘少奇做过木匠、李先念做过木匠，连后来的常委，李瑞环、李长春都做过木匠。
但在毛主席的电文中，只有涂作潮是“木匠”。
本来涂作潮来苏联留学的志愿是“学习炸药和爆破技术，回国后组织武装暴动”。并且向中央呈递了3份请求尽早回国参加武装斗争的报告，里面都提到，希望能尽快掌握毒气、火药和炸弹技术。时任中共中央军事部书记的周恩来在其中两份报告上分别做了批示：“留下学习待讨论”和“待决”。
当时国内红军急需无线电通讯技术人才，战斗中，一个团的单位，由于通信联络不上，常常不能完成战斗任务，甚至遭到不应有的损失。
老涂也是组织里的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于是转学到神秘的“列宁格勒伏龙芝军事通讯学校”，学习无线电技术。
这所学校有多神秘？直到建校50周年的1974年，苏联才公开承认列宁格勒有这么一所学校。
为了掩护这次调动，1928年11月6日，共产国际向东方大学发了假调令：调沃罗达尔斯基同志去列宁格勒托尔玛乔夫军事学院学习。沃罗达尔斯基，就是涂作潮在苏联用的外国名字。
真实情况是，涂作潮等6位同志去了列宁格勒伏龙芝军事通讯联络学校，秘密学习无线电技术，为期11个月。
所有人都没想到的是，勤奋好学的涂作潮在这所神秘学校里却屡屡碰壁，成绩垫底。原来木匠没学过西方数学，无线电公式对他就是“天书”，而且据涂作潮的儿子涂胜华回忆，涂作潮得过脑膜炎，记忆力受影响。
涂作潮的收报速度上不去，别人每分钟能收100多个字，他连记30个都困难。教员直接给他的成绩打“不合格”，无法完成一年的强化学习。
正当涂作潮痛惜自己辜负了组织的期望，学校政委康斯坦丁诺夫却给他指了条明路：
“报务（收发电报）学不好，你就专攻机务。机务就是组装、维修电台……”实际上机务，就是硬件，恰恰就是这么一转到硬件，让木匠接触到了无线电世界的底层逻辑，能够触及本质，这也才成就其扫地僧级别的功力。打个比方，这就好比是掌握了5G技术的核心芯片技术，你说牛逼不牛逼？
这一点拨不得了，木匠的电台事业“柳暗花明又一村”。放下要大量死记硬背的密码后，他汲汲不倦的钻研电子技术，再加上木匠“心灵手巧”的职业天赋，木匠简直成了机务界的华为——不仅能熟练的维护电台，还能搞一些连敌人都想不到的发明创造，李白的收报机和小功率电台都是老涂的杰作。
从苏联学成回国，到上海的第二天，中央特科的李强就跟他们接上了头。
当时党内学过无线电通信的人少之又少，负责筹建电台的李强也是对照着英文无线电书自学成才的。涂作潮这样受过正规无线电通信培训的专业人才，可是求之不得的“宝贝”。李强当然不满足只让他做专业人才，而是让他当起了师傅，着手举办无线电训练班培训电报人才。
1930年，苏区有了一部半电台后，涂作潮于是离开上海进入中央苏区。
木匠心灵手巧，除了会制造电台，还把工业社会的多种神奇技术带进了苏区。
1931年11月7日，中华苏维埃临时政府在瑞金成立。
涂作潮奉命在大礼堂安装了一批我党自行生产的电灯，灯泡是木匠带人做的、电线自己走的，发电机自己组装的……
在当时的中国，电灯都是稀罕东西。木匠让苏区第一次亮起了电灯，让苏区人民第一次见识到了电的魔力。
《圣经》旧约中说“上帝要有光，于是便有了光！”要是按外国人的说法，木匠涂作潮也是堪称大神级的上帝之手啦。
可惜，在长征开始时，时任红军通讯材料厂的涂作潮染上恶性疟疾……红军卫生部用整个苏区最后一支六零六针剂救活了涂作潮。他只能卧床养病，转移途中与大部队失散……涂作潮开始了一个人的长征，在1935年4月,只身徒步、乘车、乘船,途经6个省,辗转5000多公里,终于到达上海，回归组织。
不久，涂作潮再一次出现在历史的风口浪尖，就已经到西安事变了。
第六章
1936年5月，延安中共中央收到了一封神秘又莫名其妙的电报，电报上写着：
“她本来就在歧路间，又恋新又舍不得旧，这个矛盾变化得虽然快，究竟离重点还远，还有些难关，顶好找那算八字算得好的胡子和瞎子一同来给她再算一算。”
当年打电报很贵，一字千金，发这么多字，你准会认为发电报的是个神经病。
这封神秘电报来自张学良的副官——刘鼎。
刘鼎其实是潜伏的我党党员，由他牵线搭桥，策动东北军、西北军停止进攻延安，掉转枪口一致抗日……
但“少帅”张学良始终还有些犹豫，所以刘鼎建议我党再派人再和张学良谈谈。
人选刘鼎都选好了：电报中说的“瞎子”是指李克农，因为李克农高度近视。而胡子是指周恩来，周总理在红军时代曾蓄须明志，要到“革命胜利再刮胡子”。
仅仅是周公和李克农还不够，刘鼎还把最尖端的技术大佬——涂作潮请来了西安……一到西安，刘鼎就提了一个非常抠门的要求：
“装一台能同延安通报、花钱最少、体积又小的电台……”
质量又好又便宜还要小。按照刘鼎的需求和抠门，木匠花十五大洋，买了一台二手日本收音机，再用两天时间改装成一部5瓦的“哈特莱”式电台。
刘鼎试用后非常满意，“和延安联系上了，电台性能很好，但是市内干扰大，要不把电台搬到市区外，可是市区外不通电呀……”
于是木匠又造了一部用干电池做电源的5瓦电台。
刘鼎用过之后又非常满意，“但市区外用电的人少，电台很容易被无线侦测车发现……”
木匠不愧是木匠，又亲手做了一个装电台的小木箱，里面铺了锡纸，据说可以躲过无线侦测车。
刘鼎看到木匠完美满足了自己的要求，又有个新点子——
装一台100瓦大电台！
木匠这下懵了，这么大功率的电台可不是收音机能改出来的，需要的零件列了长长一张清单……还有，100瓦电台没法隐蔽，咱们一开机国民党就发现了！
刘鼎说，隐蔽不用操心，咱们就在张学良公馆安装调试，只要国民党不瞎，不开机他们都知道有电台！
至于所需要的零件，刘鼎拍胸脯说东西你不用担心，单子上的211型号真空管、滤波电容器、滤波扼线圈、天线、安培表……我派人坐飞机去上海买，上海要是没有咱就去香港买……这可见当时电台技术得有多吃香？今天梁朝伟打飞的去喂鸽子，当年咱们就能打飞的买零件了。这可真不是炫富，那是因为，为了向世界播出大新闻，咱们是集中力量办大事，而搞100瓦大电台，当时就是最大的事。
为啥要搞这100瓦的大电台呢？
这个大电台意义重大——西安事变期间，由刘鼎的老朋友，美国女记者史沫特莱，每天晚上在张学良的司令部，用这个大电台对全球进行40分钟的英语广播。向世界介绍西安事变的真相，同国民党喉舌争夺话语权。
据孙果达、王伟在《西安事变中神秘的史沫特莱》一文中提到，当时“刘鼎把这次请史沫特莱到西安的目的作了说明：周恩来和张学良的秘密会谈获得成功以后，共产党相信争取与东北军和陕西的其他武装力量联合起来抗日，反蒋的努力一定可以成功，而这将是一件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事件，周恩来希望能有一位同情进步事业的外国记者对这一过程进行客观的报道。史沫特莱听了很兴奋，她很愿意有机会承担这样的任务。”
西安事变爆发后，张学良专门接见了史沫特莱，向她说明这次事变的意义，委托她主持对外英语广播，报道西安事变真相，并为她提供一切方便。为了保证安全，英语电台就设在张学良的司令部里。
此后，史沫特莱每天晚上从张学良的司令部里对外进行40分钟的英语广播，发表其“访问西北政界人物、红军代表、救亡领袖的报道以及有关西北动态的文章”。
涂作潮回忆：“我记得，周恩来在红军驻西安办事处还接待过美国女作家、新闻记者史沫特莱。他们交谈是用英语，没有翻译。”
为了对史沫特莱入陕一事保密，刘鼎安排史沫特莱避居临潼，不要公开露面，以免招致国民党南京政府的警觉，连她所需要的面包都是派专人由西安定期送来。
涂作潮回忆说：“有一次，刘鼎派我去临潼给史沫特莱送了一次面包，由于我不懂英语，无法和她交谈。”让如此重要的人物给史沫特莱送面包，可见其有多重要。起早贪黑装电台还要兼职给史沫特莱送外卖，木匠真不容易呀！
西安事变突发之际，波谲云诡。蒋介石被扣之后，暗流涌动，国民党内部各派系各有心机，有的要武力解决，其实暗藏杀机，加上突然的大停电，信息不通，大量谣言四起，如果不能及时对外发布正确的信息，事态的发展将很难控制。
而这个大电台，可以面向全世界发出客观的报道，对稳定局势，争取大多数，意义重大。所以，才要木匠这位“扫地僧”级别的大神，大显身手。
这中间还有一段“抢人大战”的小故事。
在9月至11月间，延安几度电令涂作潮从西安前往延安，参与中央的电讯工作。
但刘鼎舍不得“木匠”，不肯放人，不停地给他找活干。
10月12日，刘鼎电复中央说“木匠尚不能来苏区，只待此地的小家伙（小电台）造好，即可来家(延安)做事……”
10月14日，毛泽东亲自电告刘鼎“木匠工作如完毕，望告来苏区(延安)一行……”
11月1日，刘鼎再次“抗旨”，理由是“木匠此间工作未完，要留(西安)较长时间”。言下之意，我们又给木匠找了点新活，暂时走不开。
11月 15日，刘鼎索性耍无赖，报告中央“木匠目前尚不能来……如木匠不来而对家中无技术质量的损害，可留在我处，我有多方用途”。
意思是你别想了，木匠这么好用的人，虽然现在没什么活干，但我一定会给他找点活干，于是就有了这个100瓦的大电台……
满足了刘鼎各种古灵精怪的需求，终究是有回报的。
西安事变当晚，西北军、东北军兵荒马乱，不知道谁手贱把电厂的电闸给拉了……西安全城停电。
于是整个西安，只有木匠手上还有一部5瓦的干电池发报机能发报——但功率太小，发不到延安，只能发到洛川，由洛川的电报机构转发到延安：
电报简洁明了，抓住老蒋了！
“西安事变”发生后第5天，木匠在张学良公馆碰见了久违的周恩来。周恩来穿着一套干净整洁的中山装，一见到木匠，老友叙旧：“木匠啊！木匠！我们又见面了，这些年你吃苦了……”涂作潮激动得有些不知所措，不知道说啥“你也辛苦了……你也辛苦!”
过了一会儿，周恩来突然想起自己的胡子，这样子去谈判不像个样子：“木匠，你看我的胡子这样长了，你有刮脸刀吗?”
于是找木匠借了一把年久失修的刮脸刀，刮掉他蓄了六七年之久的大胡子……周恩来容光泛发，同蒋介石谈判去了。
经过谈判，蒋被迫接受了联共抗日的要求。12月25日，张学良、杨虎城释放了蒋介石，西安事变遂告和平解决。
多年之后，周总理还多次在不同场合讲到涂作潮在西安事变中的作用，说如果没有涂作潮，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不会那么顺利。
当年周恩来曾说过，革命胜利才刮胡子，看来西安事变之后，胜利的曙光就在眼前了……
当年从苏区几十万红军，被迫长征，到达陕北只剩三万来人，在共同抗日的大旗下，终于迎来了历史性的转机。
所以说，西安事变是红军的大转折也不为过呵。
在这个大转折里，涂作潮起到了不可替代的关键作用，当时电报飞来飞去，情势一触即发。他先后装配了一部5瓦发射功率的小型电台、一部5瓦发射功率的交直流两用小型电台和一部发射功率为100瓦的大电台。
哪怕是全城断电，木匠也能把电报发出去，并制造了一台向全球播报的巨型电台，支撑了向全国乃至向全世界发声的超级能力。
第七章
西安事变后，木匠涂作潮又接受了一个重大任务。
他受命将一支钢笔交给上海的潘汉年，然后潘汉年将这支钢笔交给被蒋介石囚禁的张学良……
刚才不是张学良逮了蒋介石吗？为啥这么快张学良就被逮了？
就在12月25日下午，释放蒋介石后形势逆转……周恩来与博古在张公馆东楼上说话时，忽然传来飞机声，周恩来连说“糟了，糟了，蒋介石跑了……”。
于是他火速赶往机场，周恩来赶的不是蒋介石，而是张学良。当他得知张学良陪蒋介石一起飞回了南京，止不住地摇头说：“唉！张汉卿（张学良的字）就是看旧戏看坏了！他不但摆队送天霸，而且还要‘负荆请罪’啊！”
果然周恩来没猜错，蒋介石一下飞机就翻脸，把张学良给抓了……一直关到1990年，香港四大天王都火了，国民党才把他放出来……整整关了张学良54年！真人版把牢底坐穿！
木匠要带往上海的这支钢笔里，里面就有周恩来写给张学良的一封密信。这次赴沪是涂作潮第四次到上海，从此便在潘汉年领导下筹建和恢复党在上海的电台。
就是这次，在1939年冬，涂作潮受命收李白为徒，以使之成为一个能收能发又能装配能修理的全能无线电机务员。
在威海路338号的福声无线电行，涂作潮化名蒋林根，是老板兼师傅，李白是账房兼学徒。两家人合住一处。这时，在涂作潮的努力下，李白等和延安通报的发报机功率已经从“扎眼”的100瓦降低到了看似普通平常的业余电台的10瓦，隐蔽性大大加强。
潘汉年此时有三个任务：
1、将密信交给张学良，这个没完成。
2、协助涂作潮重建上海的地下电台。
3、给木匠涂作潮找个老婆，这是周恩来和李克农特意交代的：给木匠成个家！
这一年木匠已经34岁，在当时已经是高龄王老五了。但对结婚这事，他自己倒并不着急……每天秘密收发电报，修理组装电台就够他忙活了。直到有一天空闲，他和隔壁米店的老板打牌，米店老板无意间一句话，吓坏了涂作潮：
“我看你像共产党……”
涂作潮听了魂都要吓飞，心说我隐蔽的这么深藏不露，怎么被你个卖米的看出来了。
“我哪点像共产党？”木匠装作不经意的打探。
“上海房租这么高，你一个人租了一栋房子，还没有老婆孩子……我看你蛮可疑。”
老涂这才知道，原来老婆孩子也是潜伏工作中必不可少的。于是找他潘汉年，向组织申请老婆孩子。老潘也挺高兴，木匠终于要解决个人问题了，“你对另一半有什么要求？”
木匠：“孩子现生恐怕来不及了，最好女方能直接带个孩子过来……”
潘汉年：……
木匠：“还有呀，有文化的我不喜欢，最好找个不识字的……”
潘汉年也不是第一次当“媒婆”，但这么奇葩的找对象要求还是第一次听说。
当年找老婆普遍都想找女学生，可木匠口味清奇，非要找个文盲。其实涂作潮也有自己的苦衷，自己从事地下工作，女方最好啥都不知道，连收音机和收报机都分不出来，这样才保密。
而米店老板觉得木匠一个人租一栋房很可疑，木匠就当二房东。把房子隔了一半，租给一位叫宋金朝的巡铺一家。
宋巡捕有个儿子叫宋孟德，当年12岁，与涂作潮朝夕相处，对他印象颇深。六十多年后，宋孟德在台湾高雄接受记者采访（小宋是国民党退休公务员），回忆涂作潮的点点滴滴。
结果这老哥上来第一句话就是——
蒋师傅是搞电台的！（涂作潮化名蒋林根）
宋孟德回忆“我12岁时，夜里起来撒尿，正好看到蒋师傅在鼓捣机器。机器里传出的不是唱歌或说话声，而是嘀嘀嗒嗒的声音……还有一次我放学回家，看到他急忙出门，把手里捣鼓的机器藏到水桶里……”
但是，木匠有一种神秘的魅力，总能让对方以为是自己人。
时隔六十多年，宋孟德还信誓旦旦地说“蒋师傅（木匠）是戴老板（戴笠）的人，肯定是军统的地下党……”
木匠这招“肯定是咱们自己人”的本事，连徒弟李白都得到真传。
《永不消逝的电波》里，李侠（李白）恰好和国民党特工姚苇同坐一班牢，李侠绝没有说过自己是国民党的人……
但姚苇就认准了李侠是“自己人”，出狱后不仅舔着脸去找李侠，还将对日谈和的秘密透露给他，李侠才有机会将这些情报转送到延安。
木匠和李白真是亲师徒，这种看家本领都学会了。
要说住在木匠家的宋巡铺也是个热心人，他真按木匠的要求——给木匠介绍了一位带着孩子、不识字的单亲妈妈……
但木匠的这位妻子不是党内人士，所以涂作潮的真实身份一直保密。直到1942年，李白第一次被捕，木匠必须撤离。
临走前，木匠不得不对隐瞒了多年的妻子坦白：
“李先生被捕了，我也要走了……万一以后我回不来，你要记清楚一件事：我是共产党。我不叫蒋林根，我叫涂作潮。日后如果共产党坐了天下，你就去找毛泽东，他会管你们娘儿几个吃喝拉撒睡的。如果共产党没有坐天下，带着孩子嫁人。不要再提涂作潮三个字。”
老实巴交的妻子不敢相信，这个在枕边的男人居然是共产党，他瞒了自己这么多年，居然连名字都是假的……
而涂作潮则做好了就义的准备，给妻子的叮嘱里都没估计到自己会活着回来。
等木匠再次回到上海时，天已大亮、上海解放……但他苦苦寻觅的李白，还没有下落。
刚上任三天的上海市长陈毅，也接到一份电报——是中共中央情报部长李克农发来的，要求查找一位名叫李静安（即李白）的被捕同志下落。
后来查明：李白同志在上海解放23天前被杀害。陈毅给李克农的回电很简单：“血债血偿！”立即枪毙杀害李白烈士的凶手。
木匠痛失爱徒。从此之后，他像逃避什么似的，主动淡出无线电圈，精湛的技艺也从此埋葬，余生与谍报、电台再无瓜葛……
从此世间再无“木匠”，只剩一个涂作潮。
第八章
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次日，作为上海市军管会军代表，涂作潮奉命接管中央无线电器材公司和中央有线电器材公司。
前者下属的研究所中20名工程师立即让他眼前一亮：人才难得。涂代表恩威并用，政审时从优从速，不留尾巴。涂代表当年有远见，保护了这批人才。
涂作潮后写信给通信兵司令部的首长，建议这批精英全数调京。1952年，这20位整批调入通信兵研究所。1955年，专司航天的国防部五院成立时，其中10人随转。
时至1980年，这20位技术精英中出了4个院士，其中蔡金涛还是国际宇航院院士，在我国连续击落U2高空侦察机的电子对抗战中功劳卓著；另一位是荣膺两弹一星元勋的黄纬录。
1952年，涂作潮任黄河理工仪器厂的公方股东代表。上任和第一件事就是把资方股东代表兼总工程师支秉彝保释出来。当时在搞公私合营，公家和资本方各设一个股东。支秉彝后来成为中科院院士，还是见字识码（五笔字型的基础）的发明人。
建国后，传说涂作潮还有多次技术方面的神作。
1956年，涂作潮担任上海重工业二局技术处副处长，和工程师一起，用当时二机部拨发的200元经费，在极物实验室又无专业设备的条件下，在两个月内成功仿制了苏联的YP-4M辐射探测器。
没有异形电子管怎么办，自己直接DIY。涂作潮从上海玻璃厂请来吴师傅，在煤气灶上拉制出来玻璃灯管，从熔化、到手工拉制，再冷却定型。
这种电子管要在国际上买那是天价。
又找了个叫韩浩的个体户，完成电子管封口、抽真空和灌注惰性气体。
直到今天，辐射探矿仪扔在上海生产 在涂作潮的基础上已经升级到第四代了。
涂作潮为了拿出证据，干脆两个月不回家，没日没夜泡在实验室里，自己做出了转子短路探测仪。
1965年，涂作潮又带着俩工程师研制探空仪。因为探空仪是进行气象预报所必须的、每日要消耗几十台。
中国本来打算买芬兰的，老大哥说那是资本主义不能要，但老大哥的贵呀，价格翻番都不止。
苏联专家说，其中湿度的传感器必须用法国女人的头发。
于是涂作潮求到了当年的红军老战友，时任上海公安局副局长的杨光池，他翻遍了上海也没找到一个法国女人。最后，涂作潮从医院弄了些婴儿的胎毛来代替法国女人的头发，居然成功了。
第九章
1985年元旦前一天，涂作潮过世，享受副部级待遇。
《人民日报》1月22日刊登讣告，称他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战士”，后来的媒体称他是“谍海神工”。
作为涂作潮最小的儿子，涂胜华想亲自写篇文章，纪念父亲。
这时候，他才发现，自己对父亲一无所知。他说，与父亲一同生活三十余载，我却不知他真实身份，对父亲的真正了解，是在他去世之后。我和父亲一共一起生活了34年多，现在回顾起来这34年多的时间，表面的东西多，实质性的内在的东西少。
最早对父亲的秘密工作有印象，是他6岁时。1956年，涂作潮在审干期间写完自传。涂胜华看见他先用紫药水抄写一遍，又在白色瓷盘中融入果冻，再将紫药水写的原件扣在果冻上，成印刷版，以此方式连续复制了5份。
父亲后来在日常生活中无意间流露的一些言语和行为，常常让涂胜华感到惊讶。
一次，邻居忘带钥匙，父亲像蛇一样从邻居家的气窗穿过，无声落地，开了锁。
还有一次，去医院的路上，司机发动汽车，车“轰”地往前一蹿。父亲坐在后座嘟囔了一句：挡挂高了。涂胜华惊了：一辈子没听说他会开车啊。再问，又不肯说了。
这种“又不肯说了”的时候很多。由于“革命需要”，父亲结婚时也对母亲隐瞒了真实身份。直到有了三个孩子，母亲才知道：男人一直在骗自己。
于是，涂胜华花了二十多年，从海内外搜寻一切有关父亲的档案史料，遍访父亲当年的战友及家人，整理父亲的遗物遗稿，对父亲的生平事迹和他经历的不同寻常的岁月，渐有完整全面的了解。
1991年，前苏联部分档案解密。他开始与俄罗斯驻华使馆人员通信，并提供了父亲的俄文名字“沃罗达尔斯基”，和他在东方大学的学号2712。时间不长，大使馆寄回三页档案，清楚地标注着父亲入学的具体日期。
后来他又从俄罗斯共产国际档案馆、当代文献保管与研究中心、俄罗斯军事档案馆等地，共找到跟父亲有关的资料207页。
对于在苏联学习的这一段，涂作潮自传中只有简要记载：1925年11月进入莫斯科东方共产主义劳动大学；1927年夏天开始接受军事训练。
文革时，几十个造反派来抄家，父亲手持10多斤的铁棒，一脸杀气，一跃跳到一米多高的蜂窝煤棚的顶上，与造反派对峙。
当年，造反派们想知道的很多，比如，周恩来使用过的电台呼号和频率是多少？涂作潮一口咬定：不知道！我是搞机务的，不搞报务。
不是所有人都能挺得住。数年后，在清查造反派时，又有两个人来访问涂作潮，言谈中透露出当年有人受刑不过，泄露了这个秘密。涂胜华事后听其中一人回忆：父亲当时双眼“瞬间露出凶光”，立即问那两个人：除了你们，还有谁知道？把掌握呼号频率的所有人名和身份，立即报总理办公室备案！
尾声
1980年，拨乱反正之后，一张来自中央调查部的请柬翩然而至……
涂作潮的儿子涂胜华很想父亲带自己参加这次聚餐。
“去吧，咱家吃不起这玩意儿，去开开洋荤。”儿子软磨硬泡说服了父亲，大厅里开了十桌，父子俩选了角落里的一桌闷头吃。
宴会进行到一半，低头吃菜的涂胜华突然听到“扑通”一声，听声音是有人出溜到桌子底下了……原来是中共谍报史上的传奇人物、1935年刺杀汪精卫的总指挥华克之。
当时华克之太开心了，自己把自己喝啪了，众人赶紧把华老拉上来。
这时，中调部部长罗青长端着一杯“中国红”（红色包装的那种酱香酒）走过来，很恭敬地敬涂作潮：“涂老、老大哥、老前辈，小兄弟敬你一杯……”
按罗部长的资历，很多木匠的事他本不知道，只不过周总理临终前曾将很多秘密托付给他……其中就包括木匠的往事，罗青长知道眼前这个男人经历过什么，所以对这个“老大哥”格外尊敬。
涂作潮并不多言，一饮而尽……
不居功、不诉苦、不埋怨……“事了拂衣去，深藏功与名”，涂作潮就是这样一个人——我党无线电事业的奠基人之一，“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战士”，他就是被誉为“谍海神工”的，隐蔽战线上那个不可磨灭的名字——木匠。
